化解经济低迷的困局，不是人为扩大内需，而是设法增加民众收入

2026年上半年，一个数字对不上的现象越来越扎眼。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实际增长4.2%；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实际增长2.7%。收入增速比消费支出增速高了1.5个百分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约64.56%，比上年同期还略有下降。 翻译一下：老百姓挣得比花得多，而且多出来的那部分，没有变成消费，变成了存款。2026年6月末，住户存款余额达到173.48万亿元，人均超过12万元，仅上半年就新增了7.59万亿元。央行二季度调查显示，62.9%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只有22.5%倾向于“更多消费”。 钱在银行里堆成了山，消费在数据上趴着不动。这不是一个“想不想花”的问题。 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错位：钱不在想花的人手里 消费低迷的根源不在消费端，在收入端。但“收入端”三个字太笼统，需要拆开看。 招商银行年报显示，占总客户数2.65%的金葵花及以上客户，持有全行71.56%的零售客户总资产；97.35%的普通客户合计仅持有不到三成。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数据更直接：全国家庭存款中位数只有8.7万元，存款不到10万的家庭超过74%。 这组数字指向一个被反复验证的规律：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3到0.4，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达0.8到0.9。 给一个月入五万的人多发一万块，他可能只多花三四千；给一个月入三千的人多发一千块，他大概率会把这笔钱全部花出去。 有钱的人该买的早买了，多出来的钱变成更多的存款和资产。真正需要消费、愿意消费的绝大多数人，手里没有余钱。当收入的增量持续流向高收入阶层时，整体的消费率很难获得根本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给出了一个正面数据：2021年至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51万元增至4.34万元，年均实际增长5.4%，城乡收入倍差从2.5倍缩至2.34倍。“十四五”的成绩是实在的。但收入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没有被这个平均数覆盖住。 制度设计的调节缺位：调得了流量，调不了存量 收入分配只是第一层。第二层在税收和再分配制度上。 中国税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仅占9%左右，财产税、遗产税等存量调节工具长期缺位。个税与财产税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个人资本利得税、遗产赠与税等结构性缺位，导致财富调节类税收占GDP仅0.6%，不足发达国家均值2.9%的四分之一。 调得了流量，调不了存量。 财富一旦沉淀下来，几乎没有制度性的力量能推动它重新进入消费循环。一个高收入者把一千万存进银行，这笔钱对他的消费行为没有任何边际影响。但如果这一千万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流向了一千个低收入家庭，每一户多出的一万块，大概率会变成餐桌上的肉、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 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得非常清楚：中长期看，主要是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 这段表述的核心逻辑是：“能消费”的前提是“有收入”，“敢消费”的前提是“有保障”。 两个前提缺一不可。 社会保障的缺口：3.2亿灵活就业者的“不敢花” “不敢消费”的根源，在社会保障的缺口里。 2026年一季度，全国社保断缴人数突破5800万，20到35岁青年占比超过六成，灵活就业从业者断缴率飙升至38%。在2.8亿灵活就业大军中，真正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只有7057万人。 一个30岁的外卖骑手，每个月跑下来挣8000块，交完社保、房租、水电、吃饭，兜里剩下不到一千。隔壁写字楼里一个同岁的白领，公司帮他交了大头，他每个月自己只掏几百块，社保从来没断过。 同样是30岁，同样在这座城市里工作，一个在为自己老了之后的生活存钱，一个连当下都过得紧巴巴。灵活就业人员没有用人单位分担社保费用，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险费用均需个人全额承担，而灵活就业的收入本身就是波动的——本月月入过万，下月可能零订单。 当一个人每个月的收入减去刚性支出之后几乎没有剩余的时候，“为未来存钱”这个选项在财务上就是不可行的。 不是他短视，是他的收入结构没有给他留下做长期决策的空间。 消费券能拉动的，和它拉不动的 面对消费低迷，各地普遍采用的手段是发消费券。2026年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预计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消费券确实有效。它降低了消费者的实际支付成本，提振了市场客流和营业额，带动了餐饮、家电、汽车、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市场回暖。经济日报的评论指出，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消费者体验，也削弱了消费券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实际效果，需要各地优化发放和使用规则。 但消费券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效”，在于它的效力边界在哪里。 消费券刺激的是“本来就要花、但现在犹豫要不要花”的那部分需求。它能让一个原本打算下个月换手机的人提前到本月换，但它不能让一个每个月还完房贷就剩不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