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机突然来袭,临时中央的领导和当地群众,全部挤进了防空洞。在人挤人、人挨人的情况下,李德的尖鼻子都快戳到毛主席的脸上了。周围所有的人,肉眼可见地对这位“洋顾问”的嫌弃。 偏巧在此时,李德还从口袋里取出烟斗,自顾自地抽了起来。整个防空洞被他一个人弄得乌烟瘴气,后面的小孩忍不住朝他后脑勺来了一巴掌。 这是《伟大的长征》第一集,导演设计的一个巧思,特好玩。其实,毛主席和李德,两人是“烟友”。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过,在长征中缺乏物资的时候,他们甚至试过抽树叶粉末。 李德爱抽烟是真的,他被大家嫌弃,也是真的。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李德被征入德意志帝国军队。 不久,他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此后,李德加入红军,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团参谋长。 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参加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1929年春,李德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春,他毕业时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到中国去,担任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的一名顾问。 于是,李德怀揣着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 李德之所以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经验,而当时统治全党的王明路线正在搞“城市中心论”“夺取城市”,很需要李德这种正规军“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俄语、英语;三是他在德共搞过地下情报工作,有这方面的经验。 其实,李德从上海派来江西时的使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力的顾问。但一到瑞金,博古因不懂军事,将军权拱手让出,才使之成为凌驾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之上的“太上皇”。 李德后来返回德国。1973年,他写成《中国纪事》一书,全面回顾了他在中国的经历。 他在《中国纪事》上写道: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 李德自己都承认,他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还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 但是,李德刚到瑞金,情况就变了。 王明去了莫斯科,生怕大权旁落就委派博古为代表。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博古,直接把李德奉若共产国际派来的神明,他把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组织,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了李德。 这就是一个普通人,骤登高位,权力啊,如此让人迷醉。 在《伟大的长征》第一集,瑞金沙洲坝乌石垅,出现过一座高大的“独立房子”。这是博古特意为他修建的,横亘在军委司令部和红军总政治部之间。 李德入驻“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 他成天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红蓝铅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甚至连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放在何处,都按地图作了规定。 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都不准确! 但是李德讲的这一套,确实很唬人。 他曾到过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军校讲课。讲课的内容,也都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 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既有街垒战的实战经验,又有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条例条令。 后来斯诺见过李德之后,在《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写下这样的感受:“李德无疑是个有个人才能的军事家和战术家。” 南京的国民党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对于这些功德林资深住客们来说, 李德的水平,高,实在是高! 他在伏龙芝军院没有学过游击战、运动战的课程,而他到中国后又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军情知之甚微。 前线战事一天天吃紧,“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洋顾问李德也愈发坐不住了。 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李德身边人员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工作人员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 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工作人员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施。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这位“地图上的指挥家”并没有给自己和博古带来所希冀的那种胜利局面。 相反,硝石、资溪桥、浒湾、大雄关、邱家隘、鸡公山等地的战斗,红军放弃了惯用的游击战术,使用他教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在蒋军的堡垒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经不起消耗和对抗。 几个月下来,红军在“新战术原则”的指导下,没有一次战役能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那样,痛快淋漓,动辄就吃掉敌人一个师、两个师,而且打掉的还都是敌军的嫡系、精锐。 唯一让李德扳回一点点颜面的是“洵口大捷”,但是也不过吃掉敌军一个旅,而且这种好事,后来再也没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