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连中文都容不下，当年废汉字如今拆招牌，绝不允许出现中国街

前言 2026年10月7日，越南北宁市启动了一场覆盖全域的户外广告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清查各类“不符合规范的外文标识”，尤其聚焦于街面商铺悬挂的非越南语招牌。 执法力量深入京北坊与武强坊两大核心街区，对逾百家临街经营场所开展现场核查，当场移除多块涉嫌违规的固定式门头招牌，并统一收缴了60块擅自摆放在人行道上的便携式广告立牌。消息传至国内后，不少网友的第一反应是：这波操作，是不是专为中文而设？ 这种直觉并非毫无依据，但若将镜头拉远、把时间线拉长，便会发现背后牵连着更深远的历史经纬与现实张力。 拆招牌这件事，根子在六十多年前 要真正读懂越南街头中文招牌引发的政策反应，必须回溯至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的语言演进轨迹。 汉字在越南的使用史绵延逾两千年，自秦代起，汉字经由中原文化辐射逐步进入红河三角洲地区，被当地士人尊称为“儒字”。从李朝、陈朝到阮朝，官方文书、律令典章、教育体系乃至国家考试制度，全部依托汉语文言构建；科举取士所考内容，均为《四书》《五经》等中华经典原典。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汉字不仅是书写工具，更是越南正统政治秩序与知识权威的象征性载体。 历史拐点出现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十九世纪末，殖民当局系统性推行法语教学与拉丁化“国语字”（Chữ Quốc Ngữ）普及工程，同步关闭汉文私塾、削减儒学课程，其深层意图在于瓦解本土士绅阶层对儒家价值体系的文化认同。 1915年，北圻地区正式废止延续六百余年的科举制度；1919年，阮朝举行最后一届以汉文策论为核心的殿试，标志着汉字书写体系正式退出国家治理主干道。 1945年越南宣布独立后，胡志明领导的新政权明确将越南语及罗马拼音化的国语字确立为唯一法定通用文字，并在1946年首部宪法中写入条款：凡不具备国语字读写能力者，不得参选公职。自此，汉字彻底失去制度性支撑，在公共领域近乎销声匿迹。 彼时越南文盲率居高不下，全民重拾汉字确属不切实际之举；相较之下，表音性质的国语字学习门槛低、传播效率高，短短数年间便助力大批民众实现基础识字目标。 可这份便捷也伴随着沉重代价：越南现存古籍文献九成以上以汉字书写，当代人几乎无法释读；家族世代相传的族谱手稿亦沦为“无解密码”，几代人的文化记忆由此断裂，形成难以弥合的认知鸿沟。 从“中国街”的恐惧到拆招牌的现实 文字制度虽已更迭，汉字却从未真正退出越南社会肌理。近年来，伴随中越双边经贸合作持续升温，中文标识在越南城市空间中的可见度显著提升。 在越南北部制造业高地北宁市，一条自发形成的“中式商业带”悄然成型。据2024年多家本地媒体报道，玉欣公主路沿线已聚集起一条长约200米的密集型中国商户集群。 这条街道两侧林立着以中文为主打标识的连锁超市、电子配件加工厂、商务酒店、川湘风味餐馆以及新式茶饮门店，部分店面甚至采用四语并列设计：越南语、英语、韩语与中文同框呈现，且中文常居视觉中心位置。 这种布局并非政府规划产物，而是市场供需关系自然催生的结果。 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突破2900亿美元大关；大量中资制造企业在北宁、海防等地工业区集中落地，派驻技术人员普遍不通越南语，商家为精准触达这一庞大消费群体，自然倾向于强化中文信息传达的醒目度与完整性。 然而，正是这种高度市场化、去中心化的语言实践，触动了部分地方行政管理者的深层焦虑。类似情绪早在十二年前就曾集中爆发。 2014年，越南中部旅游重镇岘港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当时沿海景区涌入大量中国游客，中资背景餐饮、住宿机构纷纷启用大幅中文门头，个别店铺整块招牌未见一个越南字母。 时任岘港市委书记陈寿在会上严厉质询主管部门，要求彻查中文标识泛滥成因，并当场下达指令：“岘港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中国街区’。” 次日清晨，联合执法组即对滨海大道周边近30家商户展开突击检查，认定8家存在中文标识超标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并强制拆除相关招牌。 在这些官员的认知图谱中，中文招牌早已超越语言符号本身，被直接映射为境外人口集聚、文化渗透乃至治理风险的可视化征兆；街头欢迎外国游客，但拒绝留下持久性的中文印记——这种矛盾心态，实则是长期浸润于汉字文明又刻意疏离其现代影响的心理惯性使然。 拆招牌容易，拆需求难 此次北宁市专项行动所援引的法律依据，系2012年颁布施行的《越南广告法》第27条。该条款明确规定：所有商业性户外标识须以越南语为主体内容；若同时使用外语，则外语文字须置于越南语下方，且字号不得超过越南语文字高度的75%。 从文本表述看，该规定具有普适性，英文、韩文、俄文、日文等各类外语标识均在其适用范围之内。 但为何每次涉及外文招牌整治，公众视线总会第一时间聚焦中文？答案很直观：中文在越南社会的实际影响力，早已突破法律条文所能框定的边界。 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赴越中国游客达528.3万人次，占越南